一、茶文化的发展阶段
文化是精神和物质的总和。精神是人的思想意识、人生态度和行为作风的外在反映。
茶文化是人赋予茶身上的精神寄托、情感以及茶的种植、培育、加工工艺的总和。
“茶”是经过人的培育、种植、加工出来的一种“物”，本身没有“精神”，而当人们把追求的精神寄托中“茶”身上后，“茶”被赋予文化的内涵，茶文化就产生了。
中国的茶文化是伴随着茶的开发利用而萌芽发展起来的。中国茶文化萌芽于两周(西周、东周：约前11世纪-前256年)，奠基于两晋(西晋、东晋：265-420)，形成于唐(618-907)，唐以后以后至今进入丰富发展阶段。
1.茶文化萌芽于两周(西周、东周：约前11世纪-前256年)
这点，我们可以从茶最早的3个用途得到印证。
食药：早在上古时期，我国先民就认识茶，并开始使用。成书于东汉的《神农本草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药物学专著，其载：“神农尝百草，一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成书于秦汉时期的《神农食经》也载：“荼茗久服，令人有力悦志”。根据这些记载，唐代陆羽在所著《茶经》曰：“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炎帝神农氏是我国最早认识和使用茶的人;“药食”解毒，成为茶的第一个用途。
款客：《尔雅》是我国第一部词典，大致成书于公元前403年至公元前221年战国时期。根据《尔雅 · 释木》“荼含香，故名蔎。荼之用，非单功于药食，亦为款客之上需也”的解释，战国时期，茶开始用作招待客人，“款客”成为茶的二个用途。战国时齐国博士淳于越在所著《晏子春秋》中说：“婴相齐景公时，食脱栗之饭，灸三戈、五卵、茗菜耳。”这一记载证明战国时代茶成为贵族款客的一种形式。
供丧事：《周礼》是一部重要的儒家经典，作者和成书时间尽管有争论，但一般认为不会晚于战国时代。根据《周礼·地宫·司徒》“掌荼，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二十人”的记载，西周时设有“掌荼”这一官署，职责之一是“掌以时聚荼，以供丧事”，“供丧事”成为茶的第三个用途。1987年，考古学家在信阳固始县发掘的战国古墓中出土有茶叶，证明了《周礼》茶“供丧事”的记载。
这3个用途，除“药食”外，“款客”和“供丧事”都具有文化的内涵。
“诚”(以诚相待)“敬”(对客恭敬)“纳”(接受容纳)“喜”(见客而喜)是主人“款客”的基本态度;祭祀的目的主要是弭灾、求福、报谢。祭祀时的摆放供品，表示对先人的崇敬并求庇护。因此，“款客”和“供丧事”表面上是一种具体的行为，背后折射的是人的意识。
2.茶文化奠基于两晋(西晋、东晋：265-420)
茶从人们日常生活所需上升到精神文化层面始于西晋。
魏晋时期是中国传统文化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茶作为一种精神文化象征奠基的时期。
两晋时期，颓废的人生观导致纵欲主义横行，新兴门阀如日中天，贵族们一个个高官厚禄，无所事事，过着奢侈荒淫的生活;士族文人群体逐步减弱了社会责任感，日渐消失了昂扬奋发的精神风貌。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吕思勉在所著《中国通史》中写道：“颓废的人生观，是这时代的一个大病。”西晋诗人张载在《登成都白菟楼》一诗中这样写道西汉时从中原迁徙到四川的富豪“程郑、卓王孙(卓文君的父亲)”的奢侈生活。
“程卓累千金，骄侈拟五侯。门有连骑客，翠带腰吴钩。鼎食随时进，百和妙且殊。披林采秋橘，临江钓春鱼。黑子过龙醢，果馔逾蟹蝑。人生苟安乐，兹土聊可娱。”
唐代诗人刘禹锡在《乌衣巷》一诗在写道：“旧时王谢堂前燕，何时飞入百姓家”。(“王谢”：王导、谢安)
对于社会上世风日下的颓废人生观和奢侈荒淫、不重名节、无所事事的现状，一些有识之士痛心疾首。
西晋文学家、御史中丞傅咸(239-294)，字长虞，北地泥阳(今陕西耀县东南人。傅玄之子，曾任太子洗马、尚书右丞、御史中丞等职)，为官峻整，嫉恶如仇，直言敢谏，力主简朴，说“奢侈之费，甚于天灾”(《晋书 · 傅咸传》)。在所著《萤火赋》曰：“不以姿质之鄙薄兮，欲增辉乎太清”，“进不竞于天光兮，退在晦而能明”。反映了傅咸不竞虚荣的处世态度。
西晋政治家、文学家、军事家刘琨(271-318)，见国无宁日，心中十分苦闷，常以茶解闷消愁。
奢侈荒淫、纵欲主义与忧国忧民、精行俭德人生观的对立，使人们渴望找到新的精神寄托物。
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汝宁太守杜育写下中国茶文化发展历史上的奠基之作《荈赋》。
杜育(?-311年)，字方叔，襄城郡定陵县(今河南省叶县)人 。西晋大臣、茶学家、曹魏平阳乡侯杜袭之孙，自幼岐嶷，号称神童。风姿俊美，颇有才藻，人称"杜圣"，晋惠帝时(290-306)永兴中拜汝南太守，后为国子祭酒。“二十四友”之一。永嘉之乱(311年)，洛阳城破，遇害身亡。
晋惠帝时(290-306)，时任汝宁太守杜育(字方叔，邓陵人)从新息(今息县县城)南渡淮河，在弋阳郡西阳县和义阳国鄳县(今罗山县)考察漫山遍野的茶园，以及茶农采茶、制茶的过程，并品尝鲜茶后，写下《荈赋》：
灵山惟岳，奇产所钟。瞻彼卷阿，实曰夕阳。厥生荈草，弥谷被岗。承丰壤之滋润，受甘霖之霄降。月惟初秋，农功少休，结偶同旅，是采是求。水则岷方之注，挹彼清流。器择陶简，出自东隅;酌之以匏，取式公刘。惟兹初成，沫成华浮，焕如积雪，晔若春敷。
赋首先描述茶树的生长环境：高耸入云的灵山，是“物华天宝”的钟情之地;看那山麓西侧的连绵起伏的山岭，茶树生长在长年云雾缭绕、日月钟情的地方。
接着写茶的种植环境：漫山遍野的茶树，享受着肥沃土壤的滋润，晚上雾露茶树，清新鲜嫩。初秋时节，农事稍闲，可以邀诸友，结伴来到这样美丽的灵山采茶制茶。
接着再写如何烹茶用水和品茶：煮茶要取像岷江水一样的清澈山泉，茶具要用东瓯越州生产的精致青瓷器;分茶要效仿周文王的祖先公刘(公刘，生卒年不详，姬姓，名刘，"公"为尊称，是古代周部族的杰出首领，不窋之孙，鞠之子，生子庆节，周文王的祖先)，用匏做成的瓢来分茶汤。茶汤煮好时，粗糙的“沫”会往下沉，精细的“华”会向上浮。待茶煮好，茶汤靓丽的犹如积雪，灿烂的犹如春天的花。
汝宁太守杜育的《荈赋》，标志人们找到了精神的寄托物——茶。
杜育的《荈赋》是我国也是全世界的第一篇有关茶的文学作品。对于《荈赋》的价值，历史上都是从文学的角度给以肯定的。宋苏东坡在《寄周安孺茶》诗中不无感慨地写道：“赋咏谁最先，厥传惟杜育。唐人未知好，论著始于陆。”宋代文人吴淑在所作《茶赋》中也对杜育给予高度的评价，其赞誉的句子为：“清文既传于杜育，精思亦闻于陆羽。”我国中国著名的茶道专家、博士生导师、研究员、教授周文棠所著《茶道》认为:杜育是使饮茶具有风雅文化的第一人，所撰《荈赋》标志着中国茶道文化的萌芽。
在我看来不仅如此。中国文人自古以来喜欢借物抒情，托物言志，把感情寄托于对事物的爱憎之中，借物品的形象含蓄的抒发自己的感情。杜育虽是文人士族，“二十四友”之一，但作为一名高官，曾在刘乔攻范阳，王虓于许昌时，与刘琨一起率兵救之(《晋书·刘琨传》);作为茶学家，考察茶园，歌吟茶事是责任所在，应当不是碌碌无为之人，而是有担当有志向之士。《茶赋》最后“惟兹初成，沫成华浮，焕如积雪，晔若春敷”4句，表面是写烹茶初成时的茶汤状态，实际上是借写茶汤的状态，表达自己希望西晋的政治、社会能向去除“浮华”的茶水一样，呈现出“焕如积雪，晔若春敷”的“清流”景象。
浮去“奢侈之害”，呈现“清流景象”就是杜育寄托在茶身上的精神追求。正所谓：“方叔品茗作《荈赋》，焕雪晔敷寄于荼”。
茶朴实、典雅、既勃发又不张扬;煮茶时，茶汤浑浊，沉淀后茶色清亮，可谓“浑浊下有清流”;饮茶时，虽感苦涩，但茶香沁肺，甘甜润喉的特征，既能反映当下社会现实，也是人生的写照。这时，饮茶不再是仅仅只是满足生理和养生的需要，而是上升到满足人们精神的需要，被赋予文化的内涵。从此，茶成为有志之士寄托精神追求、表达志向的象征。杜育的《荈赋》，是中国茶文化形成发展中的“第一块”基石，“以茶明志”为茶文化的发展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到了东晋，为扭转社会骄奢淫逸的不良风气，引导社会向积极进取的方向前进，吴兴太守陆纳(字祖言，吴郡吴县(今苏州)人，东晋政治家)，力主俭朴，提倡以茶倡廉抗奢。陆纳认为，以茶果待客即高洁，又朴素，是最好的礼节，同时又能显示自己不迎合骄奢习气的生活方式，展现清廉之风。
“陆纳杖侄”的故事
据《晋中兴书》记载：(陆纳为吴兴太守时，卫将军谢安常欲诣纳。纳兄子俶怪纳无所备，不敢问之，乃私蓄十数人馔。安既至，所设唯茶果而已。俶遂陈盛馔，珍馐必具。及安去，纳杖俶四十，云:"汝既不能光益叔父，奈何秽吾素业?)一次，东晋显贵和文人领袖卫将军谢安(320-385，字安石。陈郡阳夏人，东晋政治家、名士)来拜访，陆纳清茶一碗，辅以鲜果招待。陆纳的侄子陆俶见状，及时将暗中准备的端上救场。谢安走后，陆纳怒气冲冲地拿来棍子，连打侄子40杖，边打边呵斥：“你既不愿向我一样过俭朴的生活，为什么还要以奢侈的宴席玷污我追求的高洁生活方式。”
“桓温自嘲”的故事
东晋政治家、军事家桓温(312-373，字元子，谯国龙亢县人)，身居要职，《晋书·桓温传》曰：“桓温为扬州牧，性俭，每燕宴惟下七尊柈茶果而已。或卧对亲僚曰：“为尔寂寂，将为文景所笑。” 众莫敢对。既而抚枕起曰：“既不能流芳后世，不足复遗臭万载邪!”桓温生性俭朴，每次同僚一起聚会吃酒饭时，只吃七枚干茶果而已。一次他躺着对亲信说：“这样寂寞无为，将被文帝司马昭、景帝司马师所笑。”众人都不敢对答。一会儿又抚着枕头坐起来说：“既然不能流芳后世，难道就不能遗臭万年吗?”
这两个小故事充分体现出东晋时的一些有识之士淡薄俭朴生活态度和独善其身、不沉溺世俗的精神追求。
3.茶文化形成于唐
“安史之乱”对唐代的统治者和士族人文的信心造成巨大冲击，唐代文化进入自适性调整。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中华文化以儒家思想为主体。唐代前期思想继承魏晋南北朝的儒学，唐代中期的主流意识形态却是崇尚道教与佛教;又因为唐朝是一个极为开放的时代，特别是胡风盛行，外来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冲击着汉文化的根基。唐玄宗末年至代宗初年(755-763)的“安史之乱”，成为唐由盛而衰的转折点，是唐代缺少约束羁绊的必然结果，是“礼”制缺失带来的巨大灾难，对唐代人对唐代重现实世界、不僵守古制、极具开放性文化的信心造成严重冲击。
回归儒家思想、建立正常的社会秩序成为必然的选择。
经历“安史之乱”的陆羽(约733-约804)，痛定思痛后，对陆纳、桓温虽官居将相，富甲一方，但以俭德自居、自我约束的行为极为推崇。在《茶经·一之源》中，陆羽写道：“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
所谓“精行俭德”之人，是指那些追求“至道”的贤德之士。
“精”，指专一;“行”指行事。“精行”指做人要严格按照社会道德规范“行事”。
“俭”有节约、约束之意。《说文解字》释“俭，约也”。段玉裁注云：“约者，缠束也。俭者不敢放侈之意。”陆羽在《茶经·五之煮》中写道：“茶性俭”，是说茶具有内敛淡泊的特征。在陆羽看来，“节约的俭”与“约束的俭”是表里关系，是茶的“德”的两个方面。陆羽《茶经》所说的“俭德”主要指做人要自律，恪守传统道德。
“精行”“俭德”都是儒家所提倡的。陆羽在《茶经》中没有直截了当说出回归儒家思想，而是通过说茶最适合什么样的人表明回归儒家思想的立场。同时，不论是杜育在《荈赋》中极力推崇“酌之以匏，取式公刘”;陆羽在《茶经》中极力提倡“煮茶”的品饮方式，就是希望人们通过参与从煮茶到品茶全过程，感悟茶内敛淡泊的特性，获得对自律的道德自觉，使饮茶者成为“精行俭德之人”。
陆羽的《茶经》及提出的“精行俭德”理念，成为中国传统茶文化的“第二块基石”。从此“精行俭德”成为茶文化的精髓要义，中国古代茶文化得以确立。
自杜育“以茶明志”和陆羽提出“精行俭德”之后，中国传统茶文化得到丰富和发展。
二、中国传统茶文化“以茶明志”“精行俭德”精髓要义的启示
当今，我们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社会正处于一个大变革的时期。回顾杜育将茶作为精神追求的寄托，“以茶明志”;陆羽提出“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以及二人对饮茶过程的推崇，给我们什么的启示。
1.当今，我们处在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一些人在享受幸福的时候，殆倦了奋斗，“躺平”成为人生追求。杜育将茶作为精神追求的寄托和陆羽“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都是在世俗幽昏的时代背景下提出的。这告诉我们，在世俗面前，人要有精神上追求，积极向上。
2.当今社会机遇与挑战并存，新矛盾新问题层出不穷，天地人道和谐共处的问题已成为摆在人类面前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继承和弘扬中国传统茶文化“明志”“自律”的精髓要义，对促进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具有重大意义。
3.古人之所以选择茶作为精神的寄托，看重的是茶朴实和典雅、勃发和内敛的高贵品质;之所以有繁缛的茶道，就是将品茶作为修身养性的途径，使人在饮茶的过程中领悟茶道“和、静、清、俭”精神。品茶的过程，就是品悟人生、修身养性、净化心灵的过程。
来源：信阳市茶文化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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